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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诸葛亮塑像的民间性、多样性及其原因
2013-05-13 10:33:08   来源:张应生   评论:0 点击:

立祠塑像是民间特有的对历史人物的纪念方式。由于三国时期的人物大都具有浓厚的民间传奇色彩,尤其是蜀汉政治集团中的人物更是暗合了民...
   立祠塑像是民间特有的对历史人物的纪念方式。由于三国时期的人物大都具有浓厚的民间传奇色彩,尤其是蜀汉政治集团中的人物更是暗合了民众"人心思汉"、"尊汉抑曹"的正统观念以及对“贤明”统治者的深层渴望,所以被立祠塑像者尤多,如刘备、关羽、诸葛亮等。而这些塑像正是从一个侧面对一定历史阶段民间不同地域民族的政治、文化及社会风尚的反映,同时也是不同阶层人们的精神面貌与审美观念的形象折射,下文拟就诸葛亮塑像的民间多样性及其原因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才能以及他的功勋业绩,不仅被载入史籍,在神话、戏曲、口头传说等民间艺术中亦广泛流传,其中建祠造像这种民间纪念形式更是由来己久。据史书记载,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死在北伐前线后,“百姓巷祭”、“戍夷野祠”。各地人民纷纷立庙纪念。一千多年来,不少地方相继建立了祭祀诸葛亮的祠庙,尤其在诸葛亮生前活动过的地区,祠庙建筑的规模更是宏大。如湖北襄阳隆中的“汉诸葛承相武侯祠”、四川成都的“武侯祠”,甘肃天水祁山堡“武侯祠”和天水市区内的“武侯祠等。其中以成都武侯祠的规模最大。它处在南北武侯祠建筑的中介点上 (向南是湖北等地,向北是陕西汉中、甘肃天水等地)。是南北武侯祠建筑民间化与地域性的分水岭。四川成都武侯祠的始建年月不详,大约在诸葛亮死后七十年,即公元304年,西晋李雄于成都称王时,便开始在城内为诸葛亮修建纪念祠堂。据《三国志》记载,公元223年,刘备死后,葬成都南郊“惠陵”称“昭烈庙”(刘备死后尊称昭烈)。而这座与昭烈庙并立的武侯祠,也座落在成都南郊,占地五十六亩,红墙环绕,古柏苍翠。唐代着名诗人杜甫曾在诗中写道:“承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蜀相》)。可见在唐代成都武侯词就己经是一处繁华的民间游览祭祀景点了。然而,最能体现其民间性的是成都武侯祠祀制的几度变迁。
  明初,蜀王朱椿认为承相祠堂与皇帝陵并立于封建祀制不符,遂以“君臣宜一体”为借口,废武侯祠,在刘各殿东侧塑诸葛亮陪祠。明末,这座君臣合庙毁于战火。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在明代遗址上又重建,尽管后来这座高悬着“汉昭烈庙”金字匾额的君臣合庙颇具皇家园陵的气派,但当地人民还是一直称其为“武侯祠”。对这种近乎执拗的民间崇拜意识,有人曾作诗咏叹道;“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勋业,承相功高百代思。”                      
  不过,在众多的武侯祠中,建筑可以说仅仅是为叫雕塑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而塑像才是祠庙的核心部分。就诸葛亮塑像而言,由于人们审美情感在相对意义上具有不同的地域性的缘故,虽是同一母体,诸葛亮的造型在民间却有着各种变异。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诸葛亮的外部形象是否有真实来源这一问题。据 《三国志 • 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身长八尺,每比管仲,时人莫之许也。”只有他的好友崔州平、徐庶“谓为信然”。又说“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八尺,容貌其伟,与时人异焉。”这里的“与时人异”究竟指何种独特的相貌,除了身高八尺(汉尺一尺约今市尺六十九分,诸葛亮实际身高约一米八四)之外,我们还是不得而知。好在 《姓源韵谱》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诸葛亮身长八尺,形细面粗,犹如松柏,皮肤枯稿,文理润泽。”这里所说的“形细”大约指瘦削。“面粗”指面阔头部较大。“犹如松柏”喻指形象伟岸高古。“枯稿”则指瘦瘠或憔悴。“纹理”指面部皱纹。“润泽”意为滋润,大约是指面颊潮红。若将这段描写综合起来,诸葛亮给人的整体印象则如同一杆高粱、弱不禁风的样子。虽然这样的记述由于写实得几近残酷,因而在民间造像中一般不会有多大的借鉴意义。相比之下,《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的记述较为写意。书中写道刘备见孔明“身高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这段文字描写了诸葛亮高卧隆中时的飘逸风采,比较接近于民间传说中诸葛亮的形象。但问题的关键是民间塑像总是依据自己的情感逻辑与生活常识,赋予诸葛亮各种各样的形象特点。因而引出本文所要探讨的诸葛亮形象多样性与民间性以及地域环境的复杂性等问题。
 

 
  一般而言,诸葛亮的民间塑像,从外部特征到内在品质,都呈现出一种多样性。
  由于诸葛亮一生的活动足迹纵横南北,在思想上也经历了“隐居以求志、行义以求道”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深刻转变。所以民间在塑造诸葛亮艺术形象的外部特征时,大多是依据上述人生经历与思想历程而加以抽象概括的。比如在诸葛亮隐居求学的湖北襄阳一带,普遍是把诸葛亮智慧的方面挑出来加以形象化处理的,因而使诸葛亮的外部特征既像一位“羽扇纶巾”的封建卿士,又“飘飘然有神仙气概”。在蜀汉政权所在地的四川成都,诸葛亮的外部形象则是一种“克已奉公”的丞相特征。而在陕西汉中、甘肃天水等地,诸葛亮的外部特征则又是一幅南征北战的将帅形象。另外,也由于各地祠庙建筑空间与雕塑光、色、表现手段的不同,使得诸葛亮艺术形象的外部特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首先,诸葛亮民间塑像的多样性造型特征与诸葛亮活动过的地区的地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诸葛亮一生的主要活动地区是湖北的襄樊、四川的成都、陕西的汉中以及甘肃天水等地。少年时期,即建安二年 (公元 197年)至建安十二年 (公元207年),诸葛亮曾隐居襄阳古隆中。而襄阳自古就是人才荟萃之地。盛弘之《荆州记》载:“襄阳郡岘首正南至宜城百余里间,雕墙竣宇,闾阖填列。汉宣帝末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百数十家。朱轩姘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钦叹其盛。……”这些卿士都是一些有声望有见识的人,如庞德公、庞统、庞林、黄承彦、崔州平、徐庶等等。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时写道:“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雅;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见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韵;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略过半矣。”诸葛亮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借助襄阳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和人才等优势条件,广交有识之士,很快成了名重一时的人才。这段时间里,他在思想上深受道家学说的影响,在个人修养上极其重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以及“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正是基于对诸葛亮形象的上述理解,以襄阳为中心的南方各地的诸葛亮造像,是将东汉士人包括魏晋名士的时髦打扮“羽扇纶巾,身披鹤氅”,以及深受道家学说影响的士人风度。如,幽 雅、古淡、高超、旷逸、清韵、俊妙等,加以抽象概括之后,巧妙地集于诸葛亮一身。于是一位"飘飘然有神仙气概"的诸葛亮造型便在南方民间产生了。      。
  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从此,诸葛亮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为刘备制订了先据荆、益二州而后夺取天下的联吴抗曹战略,使刘备由寄人篱下一跃而成为鼎立天下的一国之君。此时的诸葛亮也就自然成了蜀汉丞相。因此,成都武侯祠的诸葛亮造像再也不是襄阳等地的飘然名士,而是一位正襟危坐,目光深邃、踌躇满志的臣子形象。诸葛亮塑像峨冠长髯,神态冷静自信,右手持扇,左手扶膝,衣着庄重整洁,显得极其自律奉公,俨然一幅得遇明主之后,欲治国平天下的贤相风范。这也正是成都作为蜀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之后,民间对诸葛亮形象的普遍认同。也是诸葛亮充分领悟了道家的哲学之后的儒家政治家的崭新形象。
  蜀后主建兴六年 (公元228年),诸葛亮“六出祁山”(实际只有五次),开始北伐。表面上看是为了实现 《隆中对》的战略没想,实质上是在“益州疲弊”,实力远不如曹魏的情况下,以攻为守,试图扭转蜀汉颓势的策略。这一时期,耗费了诸葛亮辅政二十七年中大约近三分之一的时间。也就是说,诸葛亮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北伐前线度过的,而北伐的主战场是在陕西汉中和甘肃天水一带。从祁山堡武侯词的塑像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诸葛亮贴金泥塑坐像虽然依旧纶巾羽扇,鹤氅皂绦,但神态却显得十分庄严肃穆。其面部造型鼻直口方,高额宽颌,一幅关西大汉的憨厚面庞,陪殿再配以关羽等人的塑像,整个给人一种鞍马劳顿的三军将帅形象。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的造像从襄阳至川、陕、甘,由于自然风物、文化环境的差异,也由千诸葛亮人生与思想的变化,其塑像的外部特征产生了种种变异,但在塑像的内在品质方面却有着独特的发展性与延续性。在南方只不过把诸葛亮的道家风范加以抽象概括,使其成为造型的典范。而北方各地则是把他儒家忠勇的气概抽离出来,成为他的造型蓝本。这种多样化的造型特征也正是在民间特定的乡土情感驱使下,赋予同一母体不同的形式与文化内涵的缘故。
  其次,诸葛亮民间塑像的多样性造型特征与各地气候条件、建筑空间以及塑像的表现手段有很大的关系。
  在民间,塑像一般具有装饰性与写意性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手法则是彩绘式。即在写意性的雕塑体量、空间等不足的情况下,较多地采用绘画特有的点、线、面等形式因素,直接依赖色彩来充实其表现力。这种“塑形绘质”的传统,我认为主要与雕塑特有的展示空间有关。譬如在古希腊、神庙大多是围柱式结构,殿宇高大,采光充足,故雕像主要是借助结构光影关系来揭示人物外部特征与内在性格,并营造宗教气氛的。而我国寺庙建筑最大的特点是斗拱式结构,三面是封闭形,且层层凌空飞檐笼盖殿宇,光照严重不足,故而雕塑的立体感以及视觉冲击力也就明显减弱。民间为了使雕塑形象鲜明突出,大多是在表面平滑的泥胎上敷以重彩,于是在幽暗的空间中依然能够让人强烈的感受到雕塑本身特有的造型魅力。就诸葛亮的造像而言,这种程式化的表现手法又是和不同地区的建筑特点有着内在的联系。譬如在湖北襄樊及邻近的南方地区,包括四川成都祠庙在借鉴园林、宫殿及宗教建筑的同时,主要是结合江南民居的一些建筑特色,即为了适应气候条件,以利通风和屏蔽强烈的阳光辐射,其建筑多采用正南朝向(强调风向,不强调光照),屋檐一般较为高挑,天井相对狭小。殿内采光不够充足,祠庙内多呈现一种阴森庄严的神秘气氛。因而,这一带的诸葛亮塑像着色明度一般较高。面部大多采用银色或白色。白色一方面能够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强化视觉冲击力。另一方面塑像白色的面庞, 配以黑色的长鬃恰与诸葛亮清秀俊朗、飘飘欲仙的神采相吻合。同时也强化了高卧隆中、智取蜀地时诸葛亮所表现出来的超人智慧,因而达到了艺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而在我国北方地区,由于气候条件的不同,祠庙建筑在借鉴宫殿与民居的同时,一般比较强调采光蔽风,院落也较为宽敞,殿宇内相对明亮,因此祠庙内神秘气氛减弱,世俗生活气息反而增强。如甘肃天水祁山堡武侯祠,属前后三院硬山式建筑,大门外有照壁和戏台,塑像着色采用贴金(古铜色调)这样的色彩处理是与室内光线的相对充足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诸葛亮北伐时的忠肝义胆。土红的色调配以西北人特有的憨厚结实的面部造型,使得塑像的外部特征与内在性格得到了有机的体现。
  纵观各地武侯祠诸葛亮塑像所体现出的多样性特征,无论从世俗情感、造型观念,以及空间展示方式,都是特定的乡土文化,特定的审美心理与审美尺度的产物,是不同地区文化与习尚在不同时空的延续。因此他们既是时间的,又是乡土的,更是民族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另外,透过诸葛亮民间塑像的多样性,让我们真正领悟到的则是民众需要一个贤明承相,一个为民众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优秀政治家的强烈愿望与希冀,是民间原始神性情感 (宗教情感)与世俗情感的交融与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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